中国非遗保护运动的兴起，学术史意义上讲，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的出版规划[注]；本世纪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注]，成为推动国家非遗保护制度建设的国内力量。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在联合国框架下成为加强非遗保护的世界性纲领文件，是促进中国非遗保护制度建设的国际力量。中国政府次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非遗保护制度建设进入了快车道。2006年国家执行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并确立“中国文化遗产日”；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由此，中国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正式形成。近四十年的国家非遗保护制度的建设历程，经由国内与国际两种文化力量的交互影响，从非遗项目的生活调查到文本记录，再到非遗传承人的评审与研培计划，传承人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绝对价值被发掘出来，而非遗文本及其空间、物象表达则成为具有相对价值的“物与生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生活的关系，构成了非遗传承人研究的基本命题[注]。传承人保护的当代实践中，笔者发现传承人的内涵产生了显著变化，乡贤文化视野下的传承人内涵更具中华民族的历史特色。基于此，本文以乡贤文化为观照点，将传承人还原到乡村文化传统之中，运用民俗谱系学方法，思考新时代如何界定传承人内涵、如何理解传承人价值，为国家非遗保护的文化使命回归人的意义提供理论依据。